在1958年1月定稿的《工作方法六十条（草案）》中，毛泽东鲜明地提出“文章三性”。与其他文章略有不同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对写作背景、目的、过程等作出简要说明，并指出：“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，有一些是工作任务，有一些是理论原则，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。”他还很具体地谈到准确性、鲜明性、生动性的问题。他说：“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确，判断恰当，前后一贯，合乎逻辑，再就是文字生动，讲究一下词藻。”
在1958年1月定稿的《工作方法六十条（草案）》中，毛泽东鲜明地提出“文章三性”。与其他文章略有不同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对写作背景、目的、过程等作出简要说明，并指出：“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，有一些是工作任务，有一些是理论原则，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。”他还很具体地谈到准确性、鲜明性、生动性的问题。他说：“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确，判断恰当，前后一贯，合乎逻辑，再就是文字生动，讲究一下词藻。”
准确性是逻辑问题
关于准确性的问题，即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的正确与否，涉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。概念、判断、推理是逻辑学上的三个名词，概念是否明确、判断是否准确、推理是否正确，均属于逻辑问题，既讲辩证逻辑，又讲形式逻辑。一篇文章中对个别的简单的事情往往会有判断，看字句对不对，看数目准不准，然后作出肯定或否定，或者看推理对不对，这是形式逻辑讲的同一律、矛盾律、排中律的问题。可见，涉及简单问题的判断和每句话的判断、推理关系，均属于形式逻辑。文章中较大范围的事实的判断，涉及根本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则属于辩证逻辑。这是撰写文章的根本性问题，基本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必须正确，如果基本的东西都是错误的，文章就没有写下去的必要。而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方法，便是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，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，分析文章正反两个方面。
《工作方法六十条（草案）》提出：“准确性属于概念、判断和推理问题，这些都是逻辑问题。鲜明性和生动性，除了逻辑问题以外，还有词章问题。”实际上，毛泽东提出的文章和文件“三性”，与我国先哲所讲的义理、考据、辞章是相通的。所谓义理，就是讲道理，有见解；所谓考据，是指所依据的事实和引用的材料要准确；所谓辞章，则指好的表现形式，首先是文章的语言，其中还涉及章法和风格，简言之就是文笔要好。
概念相当于词，是不是明确，需要看自己的说话是否符合所代表的客观东西。那么，概念作为人的思想的基本工具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1937年7月，毛泽东在《实践论》中对这个问题有过明确回答：社会实践的继续，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，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（即飞跃），产生了概念。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，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，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，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，事物的全体，事物的内部联系了。
判断相当于句，有了几个概念就可以作判断。判断对不对，需要看前后次序对不对，有没有条件，是否可能。
推理相当于两个以上的句子，从这一句话引到那一句话，如由第一句话引到第二句话之间的关系就是推理。当然，不是所有两句话之间都存在着推理的关系，但很多时候是有的。
人们常说的“让我想一想”，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出判断和推理的过程。概念是判断、推理的前提条件，只有前提条件成立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。
鲜明性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
关于鲜明性的问题，首要的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。《工作方法六十条（草案）》第32条中提出：“把材料和观点割断，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，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，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，这是很坏的方法。只提出一大堆材料，不提出自己的观点，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，这种方法更坏。”这两种“坏”，虽然是针对开会的方法来讲的，但对于撰写文章同样适用。我国是文章大国，关于如何撰写文章有句老话：夹叙夹议。议就是观点，叙就是材料。观点是一个判断，是推理来的，推理又是从材料中得来的。所以说，文章的鲜明性源于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性。
写文章好比盖房子，科学布局、合理设计、用料适度，房子才会实用、美观、经济，这就需要妥善安排材料和观点，使之具有一定的“适配性”，从而互相作用、相得益彰。如果一段文字全是观点没有材料，或者尽是材料没有观点，叫人看不清楚，这就是不鲜明，就会让人云里雾里、迷失方向。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，应当尽量做到一段文字说明一个观点，用一手的材料来证明这个观点，这段文字就会鲜活起来，看起来就很干净。
当然，一篇文章仅仅观点和材料相统一还是不够的，观点不突出还是不鲜明。每篇文章都有其写作目的和总的要求，主要观点就要像一面旗帜，必须鲜明、突出。如果主要观点想拿出来又不想拿出来，“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文章就不可能鲜明。
人的观点都是事实的反映，文章无非是为了说明观点、宣传观点。而宣传观点先得让人相信这个观点，这就得讲一些事实。而事实源于材料的真实，话语表达的客观。所以，写文章一定要把材料尽量搜集全面，论据尽量做到周延。这只要有意识地注意，是一定能够做到的。
生动性是抽象中穿插感情
关于生动性的问题，重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。纯粹抽象的，就像数学题一样，一道道列下去，怎么也不会生动，因为全部是抽象的。文章尽管是讨论工作，讲的道理、列举的数目是抽象的，但可穿插一些具体人物、具体单位、具体事实，文章就不会那么沉闷了，反而会“活”起来。
文章要生动，就要有感情，指的是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。1945年4月，毛泽东在《论联合政府》中指出：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，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？请看看，这番话讲得多动人！写文章就要有这样的手法。当然，带感情的话决不能改变历史事实，更不是堆砌华而不实的形容词。
怎样才能讲出带感情的话，让文章有血又有肉？无论内容的叙述方式还是措辞，在庄重和规范的前提下，理应让人感兴趣、愿意读。对此，毛泽东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有过说明：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，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、切实有力的话，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。
文章的语言应该有一定的形象性、有变化，多用通俗生动的群众性语言。1946年5月在《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》中，为表明中国共产党“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”立场后，毛泽东用了五个“不要害怕”的排比句：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，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，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，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，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，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。写到这里，我们党在土地问题上鲜明而决绝的立场跃然纸上，犹如在钢材中加入适量的锰，大大提高了钢材的强度。
“文似看山不喜平，画如交友须求淡”，出自清代诗人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。其大意是说，写文章好比观赏山峰那样，喜欢奇势迭出，最忌平坦。诚然，写文章不仅讲究谋篇布局，还需注意行文的跌宕起伏、一波三折。如果一篇文章没有几个问号和感叹号自然就会枯燥些，情感变化不大就难以生动。文章要有些情绪，如引用两句古话，增加些许色彩，格式不时变化，每个部分呈现不同逻辑。当然，写文章仅有这些方法还是远远不够的，但注意并做到了就会让文章“动”起来。
《工作方法六十条（草案）》第37条中提出：“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，不但要注意准确性，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。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，大老爷用不着去管。”这是对写文章的要求，更是期待好文章越来越多。我们读四卷本《毛泽东选集》、八卷本《毛泽东文集》、十三卷本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可以看到，毛泽东正是通过“准确性、鲜明性、生动性”，建立起文章的中国气派、中国风格。
